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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不好（第1页）

1930-1947年间，其全国组织架构，设有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上海等7大总坛。

1946年，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，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“”，并以“汉奸罪”对该教发起起诉。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，起诉无疾而终。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，“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”。一方面，“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

机，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，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，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。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，编造一套消灾祈福、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。”另一方面，“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，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，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。”换言之，所谓“民间秘密宗教”，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——越高层级的教首，享有越多的财源；越低层级的教徒，所获财源越少，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，方能扩展财源。这正是民间“秘密宗教””，至今日之“全能神”——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。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，实际上并不重要；正如传销模式下，其产品质量如何，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。

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，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“”，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——该道敛财名目极多，如捐钱办道、考财、度大仙、功德费、开荒费、坛主费、献心费、忏悔费、齐家费等等——投桃报李，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，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，随意更改其教义，宣称“日本来中国是天数，来收恶人”；内战期间，甚至在教徒中散播“十八小子坐中原”之谶语，妄图渔利。

“愚者求福，黠者敛财”，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。洞悉此节，以作针对，对识别、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，应有裨益。[4]

发现

北京（平）市公安局成立伊始，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，

行动

1950年12月18日，北京全市统一行动，130名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。工作历时两个月，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;枪毙反动道首42人;登记点传师720人，坛主4775人，“三才”663人;声明退道者人;封闭大小坛1283个。

意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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